9月18日，柏林犹太博物馆（Jüdisches Museum Berlin）的一个名为“掠夺与归还”（Raub und Restitution）的特别展览开幕，展出1933年以来纳粹分子从犹太人手中夺走的艺术品，介绍这些艺术品从1933年到今天流落辗转于多人之手的命运。展览将一直持续到2009年1月。
有人曾经问：为什么那些犹太人不早一点索要他们的财产，为什么不在索赔期限之前就行动？在“掠夺与归还”的展览中，我们看到，不是犹太人行动太慢，而是收藏家与博物馆处心积虑隐瞒那些艺术品的下落，面对原主不是找借口开脱就是闪烁其辞。
“掠夺与归还”的展览中一共涉及十五个案子。其中包括德国印象派画家洛维斯•科林特的油画作品《罗马城周围的小山》，《希尔波斯坦先生的肖像画》，卡尔•冯•维恩贝格（Carl von Weinberg）的袖珍家具，伊斯玛•里特曼（Ismar Littmann）收藏的奥托•米勒（Otto Mueller）的油画《三女童前面的男童》等等。（
右图：正在柏林犹太人博物馆展览的纳粹时期的部分被掠夺的艺术品picture-alliance/ dpa (c) dpa – Bildfunk）
二战期间，德国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其中包括一些艺术品。当时一些收藏家借助纳粹的势力用敲诈恐吓等手段将很多犹太人收藏的艺术品据为己有。本来战后这些犹太人以及他们的家人有权利索要被没收的财产。另外按照规定，除了退还被抢走的财物以外，国家还应当给予犹太受害人一定的赔偿，可是这项政策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在民主德国，官方甚至断然拒绝犹太人的索赔要求。当然部分艺术品最终物归原主，但是有些收藏家在战后想法设法隐瞒一些艺术品的下落，还有部分藏品已经由私人收藏家转入博物馆，博物馆方面也不愿意交出藏品，各方面推诿扯皮，那些艺术品的下落成了一笔糊涂帐。等到过了索赔的期限，博物馆就可以合法地拥有那些艺术品，《希尔波斯坦先生的肖像画》的案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923年秋天洛维斯•科林特（Lovis Corinth，1858－1925）给他的邻居，一位姓希尔波斯坦（Silberstein)的犹太裁缝画了一幅肖像画。科林特在画上龙飞凤舞地写了几个字：“希尔波斯坦先生1923年十月留念”。作为回报希尔波斯坦给科林特做了一套西服。1930年希尔波斯坦去世，她的遗孀一直在家中保留着这幅画，直到她1942年被关进集中营。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这幅画落到了一位叫康拉德•德贝克（Conrad Doebbeke）的收藏家手中，德贝克曾经是纳粹党的成员。
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德贝克一直隐瞒这幅画的存在。1950年他给下萨克森州立博物馆的美术馆负责人费迪南德•斯徒曼（Ferdinand Stuttmann）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不希望下萨克森州立博物馆展出《希尔波斯坦先生的肖像画》，因为希尔波斯坦先生的后人可能会出面索要这幅画。一年以后才能过索赔的期限，在这之前最好把这幅画藏在箱子里。斯徒曼接受了他的建议，这封信可以在“掠夺与归还”展览上看到。
这位斯徒曼先生从1937年开始担任下萨克森州立博物馆的美术馆的馆长，战后并没有被免职，而是在馆长的位置上一直坐到了1962年。二战以后德国许多地方在人事上仍然保留着纳粹时期的原班人马，斯徒曼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其实当时很多博物馆负责人都知道那些曾经被抄家的犹太人在寻找失去的财物，他们也认识那些假纳粹之威从中渔利的收藏家，但是他们都保持了沉默，时机一到就把当年被纳粹禁止的“颓废艺术”搬进博物馆公开展出，而那些博物馆负责人就成了“重建功臣”。（
右图：正在柏林犹太人博物馆展览的纳粹时期的部分被掠夺的艺术品picture-alliance/ dpa (c) dpa – Bildfunk）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甚至勒索过艺术品原主——二战期间，罗特施尔德家族有一幅名画被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据为己有，战后，这个家族的一位路易斯•冯•罗特施尔德先生要求博物馆归还这幅画，博物馆说罗特施尔德先生必须用另外几件艺术品来交换，其中包括荷兰肖像画大师法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的两件作品。一直到1999年罗特施尔德家族才要回了这几件艺术品。
因为没有人愿意购买可能带来麻烦的艺术品，所以艺术品商人也会刻意隐瞒“问题艺术品”的来源。在“掠夺与归还”展览中可以看到这类案子，如莱姆珀茨（Lempertz）美术馆的拍卖案。1937年犹利斯•斯坦（Julius Stern）和马科斯•斯坦（Max Stern）经营的画廊被“帝国造型艺术委员会”强制解散，画廊中的艺术品被强制拍卖，莱姆珀茨美术馆从中购得几幅名画。1977年和1996年莱姆珀茨美术馆两次卖出其中的一幅名画，在作品来源说明里只字不提1937年的强制拍卖，但是关于画家的介绍却是一字不错从1937年的拍卖会目录上抄来的。这幅画的历史就这样被洗得干干净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