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焚书运动不仅仅让我们回忆起了一个带有可怕后果的恐怖事件。它也让我们想起了一项持久的任务、一个责任：对思想和人性的保护。

    这首先有一些完全简单而实际的结果：许多被纳粹列入黑名单的作家被外国所接纳，主要是美国。他们在被驱逐出国——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和说本国语言的环境——之后无法谋生、没有了收入，有的时候被迫在生活十分贫困、条件非常恶劣的境况下客居异邦。但是，他们的自由与生命得到了拯救。

    许多作家——在这里只举少数几个例子，如汉斯•萨尔（Hans Sahl）、托马斯•曼（Thomas Mann）、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里昂•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弗朗兹•魏菲尔（Franz Werfel）、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在流亡中写下了重要的作品，因此“流亡文学”这一概念不仅仅让人想起了苦难的遭遇以及德国文化最黑暗的时期，还让人想起了伟大的文学。

    从这段驱逐与流亡历史中我们学到了很多：民主的德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地受迫害和威胁的流亡作家的故乡——如果可以这么称呼它的话。这很好。他们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但是他们同时也是在为他们各自祖国国内的自由而工作。我们很高兴，能够为这些受迫害的人提供保护以及生活和工作的机会。25年前瓦尔特•延斯（Walter Jens）在他的演讲里说过的一段话对这些流亡作家来说应该有着十分特别的意义：

    “一个曾经让执行火刑的柴堆熊熊燃烧的国家——先是焚书，接着是人，对于它来说，再也没有任何嘉奖能比这些话更让它觉得荣幸：这里欢迎每一个拥有良好意愿的人。这里的人民从历史中得到了教训。”
同样重要的是——这是我们内政的一项任务，但同时也是所有社会团体的任务，要重视这一点：让我们自由的国家永远热爱自由。

    言论的自由和自由的艺术是我们的文化的基石。艺术与文学需要自由——如果在哪里它们得不到自由，在哪里它们不能够自由的表达自己，那么在那里不仅仅艺术，最终整个国家都会陷入糟糕的境况，在那里所有的人都会陷入不自由。

    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击对于自由的攻击。正是在今天我们要说：谁要是想禁止书籍、影片、剧院演出和漫画，那他就错了。每个人都有权利，以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反对他不喜欢的东西或者可能伤害到了他的东西。禁止和压制会破坏自由与人性。我还想补充的一点是：号召仇恨或者毁灭不属于文学可以利用的自由。

    我们不仅仅是在这里、在我们德国主张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信仰和世界观自由。

    对于自由来说，我们不能长期与双重标准共存。我们的历史经验足以激励我们，用我们所拥有的方法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去宣传自由——宣传！——并为此付出全力。我们必须为了使文学和语言在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享受到自由、为了不再有人被迫流亡而努力。如果德国是一个文化之邦，正如她重新对自己做出的理解那样，那么正是我们，应当为了语言、艺术、文化的自由而努力和奋斗。

    恰恰是焚书事件成为了思想恐怖统治和压制言论自由的象征性标志，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直到今天也没有哪个媒介能像书籍一样代表个人的思想、对世界的认识以及个体的生活经验。没有任何其他媒介能像书籍那样——是教育与启蒙、批判与辩论的象征和手段。

    书籍是不折不扣的精神食粮。因此，我们必须设法让每一个人都能接触到书籍，并且——我重申一下我去年十月在魏玛的号召——适当建设和配备我们的公共图书馆，使城市和乡村都有足够的图书馆可供人们使用。

    文化与文明从来就不是永远得到保障的社会成果。这一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经一再强调过——他的书也在被焚书籍之列。而第三帝国的历史、焚书的历史及其前因后果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无论何时何地，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对人性与宽容负责。一代又一代都必须不断地继续出力，建设一种人们不会因为其信仰、出身和信念而被排除在外或者被迫害的文明。我们应当总是热心于这一目标：能够让我们生活在一个——用贝尔托特•布莱希特的话言简意赅地来说，就是——“人人互相帮助”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