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大学学生和教授，他们反对一切他们认为是非德国的东西，并进行宣传。在大学生的宣传册和高校期刊当中很早就已经流传着所谓的“黑名单”了，那里面记录着犹太裔教授或者明显的民主人士和左派人士的名字，还有那些有一天人们想将其从国家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中清除出去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
这段有关焚书的思想准备的历史将一个令人羞愧的事实展现在我们眼前：德国的大学是在德国的第一批由纳粹主义领导了舆论导向并在大学生委员会中占据了多数的公共机构。在这些本该是自由思想、批判精神和有理有据的辩论发挥作用的地方，却滋生了不自由、不宽容和排挤的思想。
对所有自由、民主、共和的东西的仇恨，尤其是对一切和犹太人有关的东西的仇恨，恰恰是从德国的知识分子那里得到了精神上的支持。1933年5月10号焚书事件发生之前学术界的所作所为，完全可以用“精神纵火犯”以概之。
瓦尔特•延斯，德国文学艺术协会的名誉主席——假如他能够前来的话，那他肯定也会来到我们身边的——在25年前纪念焚书事件之际曾经做过一个长篇讲演，他用两个例子说明了焚书事件发生之前学术界的所作所为：
“在1933年的5月10号，参与其中的有德国的教授们。他们一方面授予了埃里希•鲁登道夫荣誉博士称号，另一方面又拒绝在同一讲坛上让民主选举出来的国家元首、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分享一席之地。
参与者当中还有大学生们，他们——这是一起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在1922年主张，在所有的医学院的大 课上‘前四排位置只允许有日耳曼血统的学生’坐。”
焚书事件并不是一个国家采取的措施，也不是纳粹冲锋队或者纳粹党的一项行动。在发自柏林的内容千篇一律的新闻周报里我们只能一再看到和听到戈培尔之流，通过不断重复地观看这些新闻，我们都忘记了，那个宣传部长根本不是主谋，而只是演说嘉宾。主谋是德国全体大学生，甚至都不是纳粹的高校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Hochschulbund）。
在德国所有的大学城里，大学生们是主谋；教授、各系主任和校长们身穿礼服参与其中；小乐队前来助兴；警察和消防队员也给这次行动给予了支持。到处都是兴奋的民众在旁观：在法兰克福的罗马广场（Frankfurter Römer）有15000人，在卡塞尔有30000人，在慕尼黑的国王广场（Königsplatz）有50000人。而在柏林，仅仅是这里，原来叫做“剧院广场”（Opernplatz）的地方，在大学的对面，仿佛是在洪堡的眼皮底下，就聚集了70000人。
这一发生在半夜的近乎宗教仪式的运动由德意志广播电台（Deutschlandsender）进行了直播；而所有的巴伐利亚电台也从慕尼黑发出了报道——同样是直播。
所以说，这一事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正如仅仅是在此前几周发生的抵制犹太商店事件一样，因此所有人应该都清楚：德国已经发展到了什么地步以及将来还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比如在多特蒙德，中小学生们抑扬顿挫地朗读：“滚开吧假先知们，让别人去朝拜他们吧，我们却要消灭他们。”
这说明：从将犹太人排除出主流社会到焚毁他们的书籍只有一小步；而从焚书到焚人也只是又一小步。而且这种行动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
在5月10日那天由于大雨取消了焚书活动的那些地方，后来还补办了；1938年，在所谓的“合并奥地利”之后，在萨尔茨堡的主教官邸广场（Salzburger Residenzplatz）还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焚书活动。似乎人们都迫于一种罕见的压力，无论如何都要补行这一清除精神异己的仪式，以此来证明，现在在德国哪种文化须占据统治地位，哪种文化必须消失。
在国外有反对的声音。在宣布要举行焚书活动之后，美国的作家就已经给德国的大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而在5月10号当天，纽约有超过100000人参加了示威游行。
但是在德国，人们仍然沿着野蛮思想的道路继续走了下去，这条路最终成为了全德国乃至全欧洲的不幸的道路。
1947年，出版商彼得•苏尔坎普（Peter Suhrkamp）在柏林剧院广场举行的一次纪念活动上对焚书运动的致命后果画了这样一幅路线图：
“那些首先在书堆上噼啪作响的火焰，后来在火焰风暴中又蔓延到了我们的城市、人们的住宅，甚至是人们自己的身上。不仅仅是焚书的那一天我们要牢记在心，而且还有这一系列的‘火焰’：从此地盎然的欲望之火到犹太教堂燃起的大火一直到从天而降到这些城市的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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