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民主国家）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来分开我们（一个民族）。”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摘自约翰•肯尼迪1963年6月26日在柏林的演讲，题为《我是一个柏林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战败国德国被前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分成四个占领区。1949年，前苏联占领区（包括东柏林在内）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定都东柏林；而美英法盟军占领区则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都设在波恩。柏林则被分割为东柏林和西柏林，分属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

    最初，被人为分开的柏林市民还可以在各区之间自由穿越，但随着冷战的加剧，气氛愈来愈紧张，1952年东西柏林的边界开始关闭。据统计，1949年到1961年间，大约有250万东德人逃入了西柏林。

 

    为了阻隔东西柏林之间市民的往来(当然，最主要的是为了阻断东德人逃往西柏林)，1961年原东德在东西柏林间43公里的边界上筑起一道由铁网和水泥板构成的临时屏障，又于8月18日开始了柏林墙的全面建设。柏林墙全长166公里，不仅建在东西柏林之间，而且延伸于东西德边界。在它的包围之下，西柏林成了民主德国中的一个孤岛。柏林墙的建成被认为是东西方冷战开始的标志。

    尽管危险且困难重重，东德人逃往西方的势头仍无法遏制。今天位于科赫大街（Kochstrasse）的柏林墙博物馆里，诸多匪夷所思的越过柏林墙的逃亡案例被记载并展示出来。然而能成功逃出的毕竟是少数，据统计冷战期间约有5000东德人试图越跑，其中3200人被抓获，100多人在越墙时被打死，200多人受伤。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结束了东西方冷战的历史。次年的10月3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德国和柏林完成了统一。（右图：柏林墙的残垣记忆和统一后波茨坦新建的地标性建筑，摄影：墨林。）

 

 

    下面的一段故事是史蒂芬•诺尔（Stephan Noe）撰写的他所亲历的柏林墙故事中的一个。

 

 

    柏林墙把德国分开了，不过它并非完完全全沿着两国的分界线设立。有些行政上隶属东柏林的小地块却在柏林墙的西面，但又不被东柏林士兵驻守。谁要是沿着西柏林的墙边漫步，一不留神就踏上了东柏林的领土。波茨坦广场边的雷诺三角地（Lenné-Dreieck）就属于这种地块。

    1988年东西柏林之间关系已趋于正常化，双方经过多年谈判达成一项计划，把穿过柏林的国界线拉直，取消飞地。经商议自同年的7月1日起东柏林把雷诺三角地交换给西柏林，为此西柏林将支付对方7600万西德马克。西柏林政府为这块即将交回的土地作了详细规划，这里将沿着柏林墙建造一个四车道的高速公路，把西柏林的五个区串联起来。

 

    1988年春季，该计划开始深化、实施，结果引来环保人士和交通、规划界专业人士的联合反对。理由是这将破坏柏林中心区独一无二的中央绿地的生态环境。持续的抗议延伸到了雷诺三角地，一组组的抗议者在这里安营扎寨，直到媒体接纳他们的诉求或者在东德边界士兵的要求下才离开，因为这里隶属于东德。

    这一地块的特殊性带来了一个机会，作为“飞地”西柏林的警察和盟军士兵不能踏入这里，因此这里有可能成为法律的真空地带。这一发现带来了雪崩一般的效果，五月底，左派人士集合到这里，要求把这里变为一个脱离政府和警察管辖的自由地带。
   

    事情越演越烈，雷诺三角地很快由几顶帐篷发展为一个拥有30个简屋住所的“村庄”。“村”里有一个人民食堂，“村民”在此吃饭，后来这里还用来款待客人和记者。“村民”自办了一个电台，而他们自己出版的日报每天有半个版面介绍“村庄”的情况。

    影响随之扩大，那些来西柏林的游客之前都只能在波茨坦广场的观景平台上向东德方向眺望两德边界，如今他们可以直接踏入飞地，他们甚至慷慨捐助驻扎在这里的“村民”。

 

    西柏林政府先是旁观。然而不断有建筑材料运往这里——村庄有扩建的趋势。于是政府终于做出了反应，颁布了地块周边的停车禁令并沿着地块边界竖起了围栏。理由是“为了保护市民”，声称在这里发现了二战时留下的炸弹。

    飞地通往外界的通道还有一小块没被围住，但通过时须接受例行检查。政府的举措激起了占领者的斗志，“村庄”变成了“抵抗村庄”。“村民”挖土筑墙，而在另一边警察的车辆排成了一行形成对峙的局面。政府认定这里发生的不再是环境保护和交通规划的问题了，这里成了宪法敌人的聚集地。

    战斗的情绪在增长，石块飞向警车，村里的高音喇叭声回荡在夜空。有时对抗升级，铺路石像雨点一般落在警车上，而警方向占领者喷射催泪瓦斯，“村民”们以帆布、鞭炮和燃烧瓶回应。而地块的主人——东德的国家新闻单位则高调表彰这些占领者，称他们为反法西斯战士和热爱和平者。

 

    地块占领者明白，距离交换日越近，政府的谈判空间越小。在六月的最后一周，地块周边设立了马路封锁带和禁止停车带。谈判还是没有结果，形势十分严峻。

    于是一个问题摆在占领者的面前：如果警察从四面八方进入该如何应对。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村民”们理智地做出被动抵抗的决定：不能这么简单地撤退，他们将到对面去。他们大胆地对东柏林边界士兵说：我们后天见！然而对方的回答是劝他们最好离开。

    从7月1日早上开始，200名占领者就耐心的等在三角地块。不到下午5点，警察的三个大喇叭响起，要求占领者朝勃兰登堡门方向撤离。占领者没有按照这个要求行动，他们令人吃惊地朝柏林墙的墙脚走去，那里事先准备好的梯子正靠在墙上——他们爬了上去。

    而在西柏林这边，警察在庆祝驱赶行动毫无困难就取得了胜利。同一时间，那些跨过边界的人们则在东德的国家安全机构吃了一个简单的早餐。经过身份验证和教导后穿过过渡地带进入了东柏林大本营。

    随后事情的发展有些滑稽。东德政府把这些越界者通过边界的火车站又送回西柏林，并且每个人还得到一张西柏林的火车票。越界事件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西柏林的交通公司与警察一起加强了车票的检查，以免其他人利用这种方式进入西德。不过一般情况下，东德居民是得不到这样的车票的。

 

    尽管史蒂芬•洛尔明白，200名越过柏林墙的人可能会免受处罚，但他还是选择了留在三角地块。他只是觉得奔向那样一个把侵犯人权当作家常便饭的国家寻求保护是件荒谬可笑的事情。他不想成为那些为了寻求自由而死去的人们的伙伴——直至1989年，他们还在想方设法越过柏林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