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的顾彬教授（Wolfgang•Kubin）因为前段时间的“顾彬事件”走进了中国人的视线。对中国文学颇有研究的他不太看好中国当代文学，甚至认为那些用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如卫慧，棉棉等）的作品是垃圾，在中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德国之声日前专门采访了这位敢于说话的汉学教授。

    顾彬教授与汉学结缘是因为李白的一首诗。当他从一位年轻作家那读到从英文译成德语的“故人西辞黄鹤楼”时，被优美的诗句深深的吸引，从而由神学转向专攻汉学，并与1973年获得波鸿大学汉学博士学位。顾彬教授主编了介绍亚洲文化的《东方向》杂志，介绍中国人文科学的《袖珍汉学》杂志，并从1988年起编撰长达10卷的中国文学史，这也是世界上唯一一部根据题材进行划分的中国文学通史。由于顾彬教授的特殊贡献，他获得了1998至1999年中国《作家》杂志颁发的文学评论奖和2002年德国读书会文学奖。

    针对中国当代文坛出现的40岁以上作家江郎才尽，80年后作家后劲不足的问题，顾彬认为问题主要出在两方面。

    一方面89年后中国的文学气氛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之前那些敢于讲话的声音都消失了。比如80年代的王蒙可以代表中国，因为他有自己的声音，虽然受到批评，但依旧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因此当时的王蒙在德国也拥有不少读者，很多对中国感兴趣的德国人都是通过王蒙的小说来了解中国的。但90年代末以后，他的声音基本消失了，几乎写不出新的东西了。顾彬教授认为，中国知识界需要敢言之士。

    另一方面，92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热衷于赚钱。他们认为钱比思想，比灵魂更重要，很少再有人对社会，对国家进行反思。顾彬教授说，80年代的中国有很浓的文化氛围，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年代。到处都有人想与你交谈，谈中国的过去，中国的未来，90年代以后很少能碰到这样的情况了。2000年在上海教书时，顾彬教授感到很孤独，他很多在上海的朋友都忙着挣钱去了，好多学生也上课睡觉，下课挣钱。

    这样物质化的社会面貌是顾彬教授难以认同的。60，70年代顾彬教授开始学习被很多人认为是没有前景的专业汉学，当时他的想法是，不能为了生存强迫自己。他坚信，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学就一定能找到出路。

    顾彬教授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还存在的两个问题是速食化和娱乐化。

    很多中国作家3月就能完成一部小说，除了一批诗人以外，很多作家都认为语言只是工具，缺乏对文字的推敲。这在德国是无法想象的。在德国一个中等水平的作家从早忙到晚一年也只能完成一百多页，因为他需要不断修改，他们觉得自己对语言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语言是最重要的。

    对红极一时的通俗讲解论语的于丹，顾彬教授也难以苟同。他举例说，虽然德语版的圣经是500多年前马丁路德翻译的了，现在德国人阅读起来也有一定困难。但如果现在出版简化版，通俗版的圣经就必定会损害马丁路德译本中保留下来的欧洲古代哲学成分。

    至于“大话红楼”一类的娱乐文学的提议，更是受到顾彬教授的排斥。他认为，文学不应该变成娱乐品。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特定的读者群。真正好的作品不可能同时吸引所有人。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读者对文学作品当然有不同的选择。因此不必通过文学娱乐化来做到文学大众化。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