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哈索-普拉特 © HPI / Kay Herschelmann

  

    尊敬的普拉特纳教授，
    尊敬的迈内尔教授，
    尊敬的措恩教授，
    女士们，先生们：
    我很高兴在普拉特纳研究所的主页上看到了这样的话“这里可以教你如何去理解，去创建，去运用庞大复杂的系统”——因此我希望有一个名叫“多边世界中的外交政策”的课程，最好再加上这样的副标题：如何处理五大区域冲突，怎样使新的地区强国承担国际责任。可惜的是，现在还没有设置这样的课程。但是我们都要处理复杂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样的。
    无论我们从事的工作有多大不同，在今后的几十年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相同的：那就是要赢得亚洲特别是中国作为合作伙伴。我们在分担政治责任的领域，而您们在全球发展革新的领域。
    “亚洲改变世界”——这不仅是柏林“亚太文化周”的主题，也已经是经济现状。
     在这个十年中，中国的国民经济将会赶超德国。以购买力而言，亚洲虽然只占全球经济的百分之五，但是，亚洲——主要是中国——却已在过去几年中占到世界经济增长量的三分之一和百分之六十的全球投资增长量。这些都显示了经济发展的规模。
    许多作家都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世界性政治进程。我个人更为谨慎一些，21世纪才刚刚开始，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但是无论你怎么评价此类相似的历史进程，没有人会怀疑，亚洲的崛起是一种推动力，或者可以说是我们现在目击的政治经济巨变的最重要推动力。
    面对这种亚洲的挑战，欧洲社会、经济和福利系统要有所准备。否则我们就会陷入这样的危机：许多我们视之为良好的和应该保持的东西有一天将只会成为昨日黄花。
     刚好在上周，我在外交部召集了所有德国驻外使领馆的负责人，来讨论与亚洲特别是和中国的关系。可能在座有些人参加了那次会议。不论是在非洲、拉丁美洲、还是中亚，甚至在跨大西洋地区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何处都存在着一种我们不能忽视的亚洲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具体考虑在传统的外交领域、当然还有经济和文化政策方面能够做什么。这也十分值得。
    中国现已是德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经济伙伴，我们也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经济伙伴。我们对中国的出口在过去的25年中翻了上百倍，从中国的进口额也是70年代初的200倍。简要的说：德国企业在过去的岁月里取得了巨大成功。其原因是，他们不只是提供产品，更重要的是，他们与中方建立了真正的合作关系。在德国市场上销售的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一半以上都是出自于德国经济直接参与的企业。
    尊敬的措恩先生，您的名字是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和中国20年前第一次连接到互联网的代名词。哈索•普拉特纳研究所和北京工业大学的合作，以及今天的聚会也是德中良好合作的例证。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再接再厉。我们应该不断扩展文化交流，也应该建立更高层次的技术合作。致力于能源领域、气候保护、当然特别是信息和通讯技术方面的工作是前瞻性的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
    各位都知道，科技的发展不只是以才能、研究精神和发现能力作为前提条件的，还有那些看似无趣却十分重要的东西，比如知识产权，有序的招标手续以及坚定不移的法律保护。
    获得和利用某一技术并不仅仅依靠资金，而且还要宽容以及拥有信息通讯的自由。
    我们都清楚，像如何处理知识产权与产品自由使用权的界定，自由要求与正当的安全要求的界定等问题，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中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我们也一致认为，这个过程在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中往往比在我们国家更为艰难，或者这个过程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令许多人包括德国人感到十分不满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中国法院和管理部门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执法力度不够。这不仅体现在信息通讯技术领域，还包括环保以及扩大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
    我们还知道，对信息和言论自由的保护在中国还没有得到我们认为它应有的重视。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这种保护对中国继续向现代化的进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没有信息自由，不能让尽可能多的人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中国在这个信息时代就不能取得跃进，最终也不能成为我们所希望和所需要的革新伙伴。
    鉴于这种现状我们当然会自问：对于在同中国的关系中存在的这些缺陷和不足之处我们该作何种反应？
    我想，我们要从因恐惧而封闭还是勇敢地革新中选择一条路。
    目前在德国，有很多人对中国大吐怨气，大造声势，采取象征性的行动。这样做自然会引起传媒的关注，随着普遍的成见人云亦云，又巩固现存的忧虑，即所谓的哗众取宠，这种做法并不是不重要，可惜特别对政治家来说是如此。但是这样——一般最多只有助于阐述问题在德国所呈现的一些侧面，可是却不能为在中国解决问题作贡献。
    但是无论如何我也不相信，中国的事情会以德国媒体的好恶作为标准。
    我认为这条道路靠不住的第二个原因是：如果我们仔细地看一下，有些人是如何用“中国来的间谍”、“经济战争”、“西方同盟反对亚洲”这些话来煽动不安情绪的话，就会发现这背后隐藏着更危险的战略，这个战略我们从一些相关联的事件中已经清楚了。我只需提一下去年年初的那场所谓的文化之争，大家便可明白：
    利益纠纷被解释成文化冲突，因此加剧了升级的风险。我认为这是很危险的趋势。
    这种做法把恐惧作为政治的出发点。可是我们都知道，恐惧非良师。克服恐惧的只有：学习，并且互相信服！
    史丹•纳多尔尼的小说《发现缓慢》中的北极探险家约翰•弗兰克林就是这样说的。最近天气变化解冻了约翰•弗兰克林徒劳寻找的西北航道。在今天这种状况下我们应该再次怀念这种理念。我还要补充的是：共同学习，并且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学习最好。
    因此德国人和中国人在哈索•普拉特纳研究所这样的地方共同致力于研发和应用、并且最重要的是去理解极为复杂的系统，其意义是很大的。我坚信：各位的合作不单单是对高科技的贡献，也为相互的理解做出了贡献。
    我认为，我们对合作的紧迫性需要一种共同的、全球性的意识。这是一项充满雄心壮志的计划：因为我们需要为此消除千百年来旧的文化分割线和国家界限。
    明天的世界中像印度、中国这样的新生势力不断崛起，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不能从一种理所当然的思路出发，认为西方的、欧洲的文化理所当然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可是如果人们愿意学习和互信信服，这不是担忧或恐慌的理由。相反的，这种状况强调了我们从本质上互相理解和沟通是如何重要。
    因此未来的对外文化教育政策也会拥有新的内涵。这个政策是在前瞻性外交政策基础上面向共同未来的一种投资，我觉得我们在这一方面与中国也采取了良好的合作方式：
    所以前几天我们举办的“德中同行”系列活动已经拉开帷幕。我们要通过这个活动全方位介绍我们的文化，推广我们的语言，展示我们的文化以及提供文化合作机会。
    我们有意地把我们的项目推广扩大了到我们要以才能、宽容和技术——简单的说：通过创造力——为未来共同任务达成共识做出贡献的各个领域。当然这还包括了经济和科技界的成分。我仅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超大型城市，能源、环保以及信息通讯问题。
    我认为，项目内容的丰富多彩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步伐。我很高兴，歌德学院这艘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旗舰协同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以及德国——灵感与创新和其他所有来自文化、经济和科学界的合作伙伴们共同迈出了这步。
    我还要提一点，哈索•普拉特纳研究院的学生们可能在今后几年对这点很感兴趣。
    我们计划从明年开始扩建我们的国外学校网络。没有任何场所像这种学校又早又积极地推动跨文化学习和相互理解交流。
    在世界范围内,117个德国国外学校中共有超过七万名学生，其中五万三千名学生持有非德国护照。国外许多德国公司的员工都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在当地的德国学校上学。
    很多在外国的家庭都以他们的孩子在当地德国学校受教育，然后去德国留学为荣。四分之一非德国籍的毕业生就属于这种情况。这应该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因为这表示：只有当我们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提供自主的文化服务时，我们才为保持多样性做出贡献。
    我的希腊同事，我的墨西哥同事与著名歌唱家维拉泽恩至少有这么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曾在德国国外学校学习过并且一直以这种方式和德国紧密相连。
    我想完善这个德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手段。也包括资金方面。通过这项“学校倡议”我希望能够加强我们在国外学校的工作和表现。学校倡议应该通过与经济界的密切合作超越迄今所作出的努力：
    为德国国外学校的优秀毕业生提供奖学金，支持学校安装现代化的电脑设备或者建设新的物理实验室，提供实习机会等。设想是无限的。
    一些大公司，比如SAP,已经在初步会谈中自发表示愿意通过额外的努力来有力地支持德国国外学校。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希望，这个好例子能够成为榜样，同时我也想向在座的各位提出请求：让我们一起思考德国国外学校和经济界合作的新形式和可能性。我相信，这将成为我们对更美好的共同未来的一项良好投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