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说，当时，他母亲抓住对手的黑色头发，把她拖出房间，在过道上揪打她，使其摔倒数次，就这样把她扔出了屋子。他的父亲，我的祖父，那时对此不能阻拦。他父亲的女友那时也没有结发妻子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一半也没有。干得太漂亮了，我爸爸说他母亲那时的所作所为。他说，我得设想一下，她是从西伯利亚逃命过来的。西伯利亚！大多数人都在那里丧生，她却历尽磨难幸存下来：在车厢里四个星期，喝水洼里的水，在死者身上睡觉，发生了十三次强奸，天寒地冻，几乎没有东西吃，还干苦工，两次伤寒，还得咀嚼腐烂的鲱鱼，以吸取盐分，那是与死亡抗争的唯一药物；然后，就回来，顶着一个死者的名字回德国，在装载病人的车里蒙混过来，剃光头发，长满脓疮回来，冒名替代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回来。很清楚，我爸爸说，像他母亲这样的人，当她回家时，对于那个占据了自己位置的女人，完全不可能有商讨的余地。她将他父亲女朋友的头发抓住，叫道，你这个寄生虫，你这个虱子，你竟敢在这儿筑窝！然后，她把那头发抓住转了几圈，在过道上拖甩了两次，将那人狠狠撞在墙上，力气之大，使墙上挂的耶稣像也震得倾斜起来。

    于是，这一切都过去之后，我爸爸说，一切过去后：她没有讲过俄国人一句坏话。我得设身处地地想想，没有讲过俄国人一句坏话。俘虏也得到食物，虽然很少，只有汤，稀稀的汤，但是有东西吃啊，她常常这样说——那些胜利者的家庭却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没有东西吃。她的看守们的孩子就饿死了，她却幸存下来，那是他母亲的原话，我爸爸说。

    这是怎样一幅场景，我根本就不可能想象。她光着头，骑着铁罐车而来，好似一匹脱群的野兽，从夜里向中午奔驰而来——他的母亲：骑在一个牛奶罐上，一条腿左边，一条腿右边，高高在上，脸被布兰登堡 林荫道上的树枝刮破。她就这样从牛奶罐上滑进了他的生活中。在那一刻，他还不知道她是谁，我爸爸说，根本就不知道，他生活中竟然缺少过一个人，一个母亲，因为，他三年没有她就这样过来了。但是，他印象深刻，站在院子里非常激动。他说，那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我的母亲——充满魅力。她叫唤着他的名字，还知道那名字，并且知道，他就是他，她从牛奶罐上滑到地上，双脚踏在地上，在沙地上，在他的面前蹲下来，叫着他的名字，反复地叫着。但是，他不认识那个女人，不知道是他的母亲。他忘记了究竟什么是母亲。因此，他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然而，她却抱着他，用她有力的手臂紧紧地抱住他，带着香草的味道，虽然她很脏，却带着香草味。然后，她站起来，很快地跑上低矮的台阶，直接闯进屋子，穿过过道，跨过过道的门槛走进厨房。在厨房里坐着那两个人，没有什么特别，我爸爸说，他们在吃饭。那时是中午。

    尽管他的母亲经历了如此多的艰难困苦，还是带着巨大的力量回家来了。她也许需要这种力量，使其脱离战争。也许正是因为生命没有结束才是问题所在，这样她才能知道，如果生命结束了她都会失去些什么，然而一切都没有失去，都还在那里。我爸爸说，在这期间我相信，那种力量只有和她巨大的疲乏才能旗鼓相当。是的，他说，他的母亲得要有多大的能力，才能珍惜自己的生活。只有当她有过这种生活，才可以从她离开的地方重新开始，就是三年前，她被送去西伯利亚之前的那种生活。要再成为那个女人，那个三年前生活过的那个女人，这个努力是多么费劲啊。也许，这样她就产生了这种力量，因为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还可能阻挡那使她生活完全变样的山崩地裂。

    他的母亲那时是狂野，老天爷作证，是个泼妇。他说，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她是怎么不说一句话就抓住那对手的肩膀，摇晃着，只是用眼睛盯住她，好像要钻透她，因为他母亲的愤怒集中在牙齿后面，不可能发出一个字。然后，他母亲是怎么突然迸发出那些骂人的话，打了那女人几个耳光，并叫道：你这个婊子，你在我家里干什么！并抓住那女人的头发，把她从厨房拉到过道上，并把她甩来甩去，骂她是寄生虫，虱子，最后，把她拖出门外，扔下台阶。低矮的台阶，我父亲说，现在那栏杆已经生了锈，即将塌下来。那个女人那时想抓住栏杆，他说，却不幸没有成功，因为，他的母亲在路上用那么大的力推她。两个人刚好截然相反，我爸爸说，一边是这样的声音，他母亲美妙的声音，另一边，只窸窸窣窣的声音。那个女人不敢说一个字，我爸爸说，一个字也没有说。

    他父亲的女朋友不引人注意，不漂亮，也很少说话。当她和他们住在一起，母亲从西伯利亚回来之前，她从来没有多说过什么。她不敢给他，那个儿子说话，只是做饭，收拾房间，沉默无语。你的酸樱桃，他的母亲在那之后总是当着他父亲这样称呼她，但是，他父亲听她这样说，总是保持沉默。我母亲总是那么美丽，我爸爸说。你可以从那照片上看出来。在被俘虏之前，她的脸圆圆的，富有光泽，像苹果似的发亮，皮肤下丰满的肌肉健康而结实。但是，在作俘虏的时候，她的皮肤却变得透明起来，这在她后来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当他现在比较那些照片时，他更喜欢这种状态。心灵显露得更多，皮肤下的肌肉更少了，但心灵却更丰富了。如果你能够设想，我的意思是什么就好了。她看起来，我爸爸说，好像她所经历的一切，使她的皮肤更薄了，表层被磨去了，皮肤下面的东西被显示出来。他还很清楚地记得，当他还是小孩的时候，她给他讲故事，他总是想象，可以通过她的皮肤看见她的一切经历。西伯利亚是个美丽的地方，比如，她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说，于是，他就通过她清楚地看到西伯利亚：寒冷，遥远而美好，森林从母亲的脸庞后面打开，无边无际，辽阔得没有人烟的荒野，许多湖海河流。在春天，总要很长很长时间大地才解冻，但那的确是美好而丰饶的土地，她总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说，那里地方宽广，去哪里都很遥远。如果她不是非要回到她的家人身边，她宁肯留在那里，她有时这样说。

    如果她没有回到我们身边，那么她就根本没有回来。我爸爸说。我们是她的目标，因此，很清楚，她必须走向她的目标。就体力而言，她比起那父亲的女朋友来说是非常虚弱的，但是，她必须把自己的生活拉回到原来的地方，没有别的选择。我爸爸说，人们不会相信，如果不是亲眼看到的话，一个人只是为了将过去拉回到现在，会产生多么大的力量。在厨房里她打了别人耳光，好像她这样可以使失去了的过去再重新复活。好以两个有力的耳光就可以击醒过去。那是他绝不会忘记的事件，我爸爸说：他母亲是怎样如此直接而明确地作出反应。直接地用自己的肉体把别人的肉体挤开，用一个肉体代替另一个肉体，直接地在她的肉体曾经占据的地方将其复原。事后，他还得常常想，她是怎样在那个女人离开后，将那女人为他父亲准备的饭菜从桌子上拿起来，倒在垃圾桶里。她拿起洋葱，土豆和牛油，从新开始烹调。他的父亲保持沉默。

    他在他妻子从西伯利亚回来后，就几乎没有机会再见到他的女友，因此，就开始给她写信。我跟在他后面，我爸爸说，我看见，他把信藏在一栋房屋的墙缝里，后来，她从那里再把信掏出来。他的酸樱桃，我爸爸说。在阴暗角落里掏信，真是再恰当不过了。这样，她就得到了满足。他说，她一点也不像他母亲那样坚强。她懦弱不堪，竟没有一次敢再走进我家。没有抗争，就举手投降。他父亲已经知道，为什么要用速记法写那信，否则，就会被人读懂，就肯定会被他，那儿子读到那信，会告诉他母亲信上写的什么。直到今天，他都不理解，并且不能想象，为什么他父亲会这么迫不及待地给那个女人写信，她一次都没有想要为他抗争。从台阶上被扔下来一次，就举手投降了。有的东西是必须要用身体斗争到底的，爱情占第一位，这是他从他母亲那里学到的。他相信，本来，他的父亲那时已经看出，自己的妻子比女友更为出色。不然，他就会做点什么，我爸爸说。事实上，他的父亲为母亲的归来感到高兴。不然，自己用仅有的一条腿，站在他女友的一边，做点什么对他来说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可以说，他尽管只有一条腿都还比他的妻子更有力量。但是，他不愿意斗争，就是这么回事，我爸爸说。因为他觉得，这是不值得的事情。因此，他们两人只是在这个悲哀之点上，即他们的懦弱上结为联盟。他的父亲在信上写了什么，对他，那儿子是个难解的谜，从那时起直到今天都还是个谜。直到今天，他都不清楚，他的父亲究竟不可以告诉他母亲什么事情。他自己都很愿意听她母亲的主意。生活经验，他说，他母亲比别人更多。他说，这是明摆着的，在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之后。
    那时，他父亲从来没有与他交谈过，但是，过了一些时候，他来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走入他的梦中。直到昨天夜里，他说，他父亲拉着他的手和他登上小船，从一个湖边开出。但是，那个湖，当他的父亲划着橹，总是越来越宽大，直到那湖岸再也看不见，好像大海那么浩瀚无边。而那里，在湖中间，父亲尝试着和他谈话。他，儿子，却什么也听不见，因为一阵大风从父亲的嘴边把所有的话语都卷走了，从水面上吹向四面八方。他看见，父亲的话语从别人的窗子里进去，又从别人的门口出来，在街道上驱赶着尘土，把树木剥成光杆，这些话语被人吸入，它们在人们的肠胃中膨胀起来，在水的舌头上休息，然后再次从那里飞走，一个无休止的旅途。不知什么时候，父亲沉默了，风静止了，只有那水轻轻地拍打着小船，最后，只有纯粹的寂静来到，一种寂静，纯粹得好像一张白纸，现在，在这张纸上他还可以读那句子，那是他父亲在梦见的寂静中所说的。父亲说，真理并非烤猪肉那么简单。在那个时候，他，作为儿子，感到那小船被牢牢地冻结在水里，他和他的父亲必须爬下船，从冰上走路回家。从今天早上起来，他都摆不开这个念头，真理是风，它在什么海上摇这小船直至万有的永恒中，当天气再次暖和起来，小船就被放开，并被开走。自从他父亲在梦中见了他，我爸爸说，他就不再留恋自己的梦了。

    我母亲是聪明的，我爸爸说。西伯利亚是个美丽的地方，她常常这样说，于是，直到今天，在他眼里西伯利亚都是个美丽的地方。它的土地肥沃富饶，适于大麦生长，是如此的肥沃，人们一次肥也不用施。在那里，西伯利亚，如果人们不懒惰的话，一年可以收获两次。那里的土地就是如此。我爸爸说。他母亲的眼睛总朝着美丽，而那是一种能力，他为此而羡慕她。父亲是否和他的情人继续保持关系，她一点也不感兴趣。自从母亲把这个情人从厨房里拖出来，推出自己的屋子，扔下台阶之后，就对她不再感兴趣了。好像一件被偷走的衣服，母亲把自己的权力简单地从对方身上剥下来，把希望从对方身上好像一张皮从头上脱下来，然后，踢了她一脚——但是，我爸爸说，这样对母亲而言也就算解决了。我爸爸说，母亲一点也没有记仇，她也用不着记仇。一切是是非非都被她目光锐利的眼睛看透，那是她天性如此，她的判断力就迸发出耀眼的光芒——这样她甚至不用多思考。而另一方面，这却同时产生了强烈的阴影。我爸爸说，他的母亲是聪明的。她肯定知道，掉在这阴影中的一切，都将失明。

    他，作为儿子，那时只能观察父亲。他父亲自从母亲回来后，就好像被枪毙了的人，却没有倒下死去。这种比喻不好，我爸爸说，因为事实上刚好相反，他的母亲以巨大的希望从俘虏营里回到生活中，而父亲却不可能再在什么东西里找到生活的乐趣。自从他的腿掉了，就退出战争，他本来就几乎没有什么话说，从他的妻子回来之后，他就干脆沉默了。在那段时间里，他的父亲好像一个幽灵，一阵空气，人家抓不到他。没有对肉体的碰撞，根本没有碰撞到什么进行反抗的东西。我爸爸说，太可怕了。我爸爸还可以很清楚地回忆，他是怎样发疯地去监视他父亲的，他想知道，他那时不知道的，直到今天都还是个谜的事情。监视成了他一种真正的狂癖。他说，狂癖也许对那时他的主要工作而言，是一个恰当的词语。通过战争，人们学会了对浪费的仇视。那就是一种浪费，他说，他母亲回到这个男人身边——从西伯利亚——回到这个男人身边。他所喜欢的母亲的一切，都被这个男人吞噬了，整个父亲在他看来好像一个百分之百的洞，深邃而沉默，一个垃圾坑。那时，这种行为使他这个儿子感到愤怒：他看见，这个男人是怎样把他妻子送给他的一切，通过自己的沉默化为垃圾的。

    他常常观察父亲，他是怎样坐在工具棚里，静静地坐在木柴堆中间，读着手里拿着的信。我爸爸说，她，那个酸樱桃给他写的回信。然而，别的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斗争，只有写信。父亲就那样十分安静地坐在那里，读回信，同时喝酒。烧酒瓶就夹在柴堆里，一个小杯子放在旁边的劈柴墩上。小酒杯上带着浅蓝色的刻度线。他总是把烧酒斟到那条刻度线，从来不超过一丁点。当他读信的时候，总是喝酒，但是，每一杯都不超过那条浅蓝色的刻度线。归根到底，我爸爸说，都怪这个女朋友，他父亲这么早就去世了。因为他在木柴棚里读她的信，才开始酗酒，尽管总是一小杯一小杯地酗，毕竟是酗酒呀。这并不是因为腿，我爸爸说。一个男人如果有个像我母亲这样的妻子，我爸爸说，不需要为此担心，用一条腿也可以走遍世界。不，绝不是腿的原因，我爸爸说，完全是因为这些该死的信。

    然后就变得糟糕起来，他说。一个晚上，他的父亲喝醉了，撞进了一面镜子，那是挂在过道里正对着耶稣像的那面大镜子。脸和胳膊都割开了，到处都是满鲜血。母亲和他把父亲安放在雪橇上，拉了整整一个晚上，才拉到城里的医院。他的母亲总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过，从不张扬。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他说。我母亲，他说，气味很好闻，即使她身上肮脏，我可以摸她，如果她发怒了，她就大叫。他说，她是个热情洋溢的女人。他的父亲遇到困难，总是绕道而行。无论如何，至少是战后如此。至于他父亲在战前如何，自己就没有记忆了。他不想对父亲不公道，但是，至少在战后，他父亲总是疲惫不堪，没有别的表现。事实上，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他妻子回来并重新挑起养育儿子的担子。他的父亲从来就没有驯服过自己的儿子，我的爸爸，那时尽管还小。父亲没有，他的女友就更没有了。比如，有一天他的父亲面对着他，他为了实现孩子气的愿望，大叫着摔破了一个玻璃杯，拿起玻璃片威胁说，要把它吞下去。他的父亲只是抬头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话，然后，就继续拧紧一段水管上的螺丝。战争结束了，他说。然后就十分平静地继续工作，让他的孩子手里拿着玻璃片挨着自己站在那里，至于发生了什么就不再管了。他父亲没有母亲那样坚强。在那最初的一刻，当他看见她是怎样抓住他父亲女友的，她不喜欢那人，就揪住那人的头发，把她从这堵墙甩到那堵墙。在那一刻，他重新认识到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爸爸说。在并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他母亲，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母亲的情况下，他重新认出了她。我身上长着她的血肉，我的母亲，他说。

    他的母亲在战争中经历了不少艰难困苦，但是，她却热爱生命，也许，甚至比在那之前更热爱生命。耳闻目睹，经历了那许多死亡之后，于是，她就沉湎于生命了。从那时起，他认为他的父亲属于那种人，尽管他们从战争中幸存下来，却通过战争，转变到了死亡的一面。当他从战争中归来，好像受到死亡的侵袭，仿佛成了一具行尸走肉，与生命断绝了关系。他还记得，当他母亲要摸他父亲的手的时候，他父亲总是把手缩回去。父亲只是退让，好像那是他的疾病。直到他生命的最后的一息，他都从母亲手里缩回自己的手。

    那个女人自从父亲卧床不起之日，就站在街对面。显然，她知道他的父亲临近死亡，但从来没有走近过他。他回忆到，那时他还是个孩子，是怎样在病者房间的窗帘后面观察她。她穿着件彩色印花的衣服站在那里，远远地看着我们的房子。他的父亲那时神志已经不那么清醒了，用手指头在被子上滑动，好像在地图上寻找某一点，并总是不断地说，他还想去一次那里。背后是父亲的声音，眼前是穿着印花衣服的女人，二者在他——儿子身上产生了联想：他父亲的病是一种旅行，去那外面站着的女人那里，而那地图就印在她的裙子上。对此，败退也许根本不是恰当的词语，我爸爸说。

    我和爸爸坐在过道上，头上是耶稣，周围满地是从橱柜里翻出来的所有东西。我们坐在外套、内衣、盒子、书籍、文件夹、花瓶和旧的瓷器之间。我们翻呀拣呀，打开，拿起来，折起来又放在一边。给对方看，捏成一团，撕烂，然后又放在一边。所有的东西都布满了灰尘。我祖母用来捆扎照片的皮筋带是如此干燥，当我们拿起照片时，它自己就断开了。盒子也被自己的重量压扁了，小箱子没有钥匙，大衣被蛀虫咬出了洞，箱子打开时发出臭味，床单是烫过的。我爸爸说，奇怪，他母亲还像他父亲活着那样继续这样操持家务。他的生命冻结在她身上了。他说，而现在都一起腐烂了。
    翻拣呀打开呀，放在一边，拿起来，折起来，放在一边，给对方看，捏成团，撕烂，放在一边。
    我爸爸说，我害怕找到那些信。

燕妮• 埃尔彭贝克 著

芮 虎  译

 

    燕妮 •埃尔彭贝克（Jenny Erpenbeck），1967年生于东柏林。做过书刊装订，歌剧团道具保管等工作，后来在柏林攻读戏剧理论和音乐戏剧导演。2000年出版第一部小说《老孩子的故事》。2001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小玩意儿》，其中的短篇小说《西伯利亚》获当年巴赫曼文学大赛奖。2005年，出版小说《词典》。埃尔彭贝克的小说语言细腻，形象质朴；她注重刻划场景，以剧本手法写场面，情调忧郁。埃尔彭贝克也写剧本，主要作品有：《猫有七条命》 （2000）和《女犯的肉体练习》（2003）。现为歌剧导演, 生活在德国和奥地利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