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娅•弗兰克 著

    尤利娅•弗兰克 （Julia Franck），1970年2月20日出生于东柏林，1978年与其家庭一起迁居西柏林。她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过德国近代文学和古代美洲学，曾长期在美国和中美洲逗留。现以自由撰稿人和作家身分生活在柏林，自2001年起为德国笔会会员。（右图：朱丽亚-弗兰克 版权：Thorsten Greve ）
主要作品：《新厨师》（1997）, 《马屁精》（1999）, 《迫降》（2000）,《营火》（2003）《不管三七二十一》（2006）。曾获奖项：德布林奖学金（1998），下萨克森基金会奖学金（1999），巴赫曼文学竞赛中获卫星3台奖（2000），玛丽—路易丝—卡施尼茨奖
（2004），罗斯维塔奖及马希莫别墅奖学金（2005）

    我不喜欢婚礼，它们让我产生一种被挑剩下了的感觉。对我女朋友的婚礼我就更不喜欢了。我和她是小学同学，两年前她去了意大利，在那儿堕入情网，现在她就要正式成为一位意大利人的妻子，我则是她来自德国的童年女友。
    这场婚礼不光让我感到被挑剩下了，而且还让我意识到自己老了、自己是德国人。尽管如此我还是去参加这场婚礼。我收拾行李，箱子我一直还没有置备下，我把一件蓝色的连衣裙放进背囊，这是我唯一一件连衣裙，因为连衣裙价格不菲。本来我也一直想买件新连衣裙，结果不是买了一瓶香槟和一小罐鱼子酱，就是买了一本新连环画《丁丁》，或是用这笔钱修了鞋，还有两次下了饭馆。蓝色连衣裙在背囊里会起褶的。接下来我去厕所把一个银色盒子里的化妆品倒进了手提包。我有许多口红和眉笔，这是因为以前只要我走进一家商店，总忍不住要顺手牵羊。我离开每家店的时候都顺手拿了点儿什么。化妆用的口红和眉笔经常是我的首选：它们体积小，而且至少开始时让人觉得肯定能用得上，就像糖容易被吃掉一样。但是与我顺带的糖果相反，那些糖果我在路上就塞进了嘴巴，而这些化妆用品却经常被我遗忘在外衣口袋里。
    我没有太大兴趣站在镜子前自我欣赏。我往往不光觉得自己又胖又丑，这对我来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认为明知其貌不扬还要自我欣赏就有些可笑了。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还要用化妆来美化丑陋呢，难道这丑陋会因此而变得易于容忍？这么一想，我就根本不用动手化妆了。事后我会打开日记本写下许多缺乏自信的胡言乱语。写完后我会给女友打电话，然后到她那儿去。我们坐在那儿想可以做些什么，接着我们就去小卖部偷香烟，偷了就抽。抽烟能给我们一种已经长大成人的感觉。
   化妆品就这样逐一地被我放入这个银色的盒子。因为我不喜欢扔东西，特别是它们还几乎都是新的呢，这么一来我就攒下了许多化妆品。遇到特殊原因，比如去参加婚礼，我想这些化妆品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我背着背囊乘地铁去火车站。到了火车站我买了一张报纸，坐在站台上看起来。因为时间还充裕，我走进一间自动照相室，取出口红涂了起来。
   火车进站了，我上了车。我的票是坐票，我女友的父亲为他唯一的女儿的婚礼事无巨细地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包括给我买好了车票。如今我已经不再偷糖果和化妆品了，我也不买，我变得理智了，我也不抽烟了。要是我想奢侈一下，那就买张报纸。
    从座椅和车壁左侧的缝隙中吹来一股冷风。我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把报纸放在腿上，然后向窗外望去：电线杆、带阳台的房子，阳台上可以看到孩子和花草。我侧过身用头抵住椅背，椅背对我来说有些高，我把外衣塞进脖子后面。
    从车头那儿传来了咝咝声，火车制动了一下，走走停停，最后终于不停地飞驰起来。旁边的铁轨开始转弯，雨后的阳光从灰色的云层中钻了出来，铁轨被阳光照得泛起金光。驶过一片楼房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小站台，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站台，站台越来越宽，第一个站台已经消失了，第二个站台更宽了，一把长椅，更宽了，一个写有地名的站牌，更宽了，一个圆钟，人们有的提着行李，有的在等待，有的在招手，在进站的列车中发现了他们的亲人。一位长头发的妇女跟着车往前跑，她的长发随风飘荡，她跑得几乎和火车一样快，她笑着，一定是风裹挟着她才使她跑得如此快。
    我乘的这趟列车嘎然而止，扬声器中传出广播通知，我听到火车有些晚点的消息。火车站的顶棚是玻璃的，透过顶棚照进来的光线颇阴暗，使人看上去灰不溜秋的，各种色彩也显得不再鲜艳。我看到了那位喜笑颜开的女人，她扑到一位年长的男人怀里，她与他接吻，那个男人可能是她的父亲，也许是她的情人。
   我那位要在波佐利出嫁的女友的父亲曾问我为什么不坐飞机，飞机几乎要比火车便宜，而且去参加婚礼的费用由他支付。我回答说自己害怕坐飞机。这是瞎说。我坐火车是出于其他考虑，我可以更长时间地享受没有空间的时间，既不是在此，也不是在彼，尽管如此却在度过时间。我可以无所事事而不会受到别人注意，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到处走动，而不会像在飞机上那样感到拥挤，在飞机上一到吃饭时就乱成一团，自己的叉子还没送进自己口中倒差点儿捅进坐在旁边的人的嘴里。
    不，与空间狭小的飞机比我宁愿坐火车。我可以看到房子和阳台，花草和孩子，还有天空，如果火车驶过一片草地，那么远处的天就和草地相连。要是我实事求是的话，那就还有一个原因，迄今我一直还没有提到过的原因：在途中可以认识什么人，这是我一直悄悄希冀的。在飞机上你身旁只有两个邻座，而且坐得那么近，以致你都无法端详他们。火车里有更多的人坐在一起，而且至少第一眼看上去，火车包厢提供的空间大小正合适。要是整个旅途都是一个人坐在包厢里，那就倒霉极了。如果碰上这种情况，事后我会觉得缺了点儿什么，似乎这趟车白坐了，然后我就会想起还有多少事没有做呢，就会后悔自己的懒惰。
    我迷信，虽然不像小时候那么迷信，却仍旧有点儿迷信。我的迷信不允许自己具体想象将要遇到的人的模样，在我等待他出现时，他的出身、耳朵的长相以及头发的颜色对我来说必须是无所谓的。倘若我有具体的设想，那往往是事与愿违的。这就是我迷信的规则。我想遇到一个我能爱上他的人。但这事的棘手之处在于：要是我遇到的人让我爱不起来，那我就只能讨厌他了。看来这次运气恐怕也好不到哪儿去。
    一个男人气喘吁吁、喃喃自语地提着一件说不清形状的行李和一只比较大的箱子过来了，他打开包厢门，想把这两件行李拎进包厢，正当他手忙脚乱的时候，头上戴的帽子掉到了肩膀上，露出了一个几乎全秃的脑袋，只有几缕头发凌乱地支棱着，我已经猜到了，为什么他额头那里露出的头发那么长。由于我深知自己是多么渴望爱情，所以我决定不必马上讨厌他。我想观察一下再说。
    他把自己的两件行李先后用那双瘦骨嶙峋的大手放上行李架，然后脱掉外衣挂到衣服钩上。
    “我可以坐在您对面吗？”他问道，喘着粗气，一边微笑一边已经坐了下去。我看已既成事实，一言不发地点了点头。他身上有一股洗衣粉味儿，直呛我的鼻子。此外他还使用了淡型香水或是类似的东西，但闻起来不像香水，倒更像厕所里的味儿 。我联想到洗衣粉的蓝色泡沫，它们在下水管道中咕噜噜地响着。他身上的这股味道老远就能闻到，让人感到这个人像是消过毒似的，不近人情。他脚上的鞋是黑色的，像绝大多数男鞋一样无聊，没有缝线，橡胶底是粘上去的，证明连人带鞋都不上档次。瘦瘦的脚脖子上的袜子是灰色的，腿上的裤子是黑色的，我几乎以为是熨出裤线的牛仔裤了 ，但细一瞧是另一种厚布料。两只软弱无力的胳膊被他放在大腿上。我从裤子上收回目光，直视这个男人的眼睛，他的瞳孔眯了起来，他从眼镜边上望出去，左瞳孔在抽动，一边从眼镜边往外看一边再次微笑起来，同时把手相叠在性器官上。我没有理由回报他的微笑，所以就向窗外望去。有两个年轻姑娘边笑边挥手，不是冲我，扬声器中传出了广播声。他可能觉得我高傲，随他怎么想。车门关上了，列车开了起来，他身上的洗衣粉味很难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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